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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诱惑侦查

更新时间:2015-10-14 14:14:03点击次数:2122次字号:T|T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案件的日益复杂化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诸如贩毒、行贿、伪造货币、组织卖淫、网络犯罪等等,因其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以及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于是各种特殊的侦查方法应运而生。诱惑侦查,就是被实践证明为破获此类高难度案件的有效措施之一。在当今许多国家,诱惑侦查都以其不俗的表现而倍受侦查机关的青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费争议。尽管诱惑侦查早已存在于我国的犯罪侦查实践中,但我国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深入的探讨更付阙如,有的学者对此心存误解,导致实践中混淆是非,以讹传讹。

 一、 诱惑侦查的概念

   虽然诱惑侦查在各国的犯罪侦查活动中都早已有之,但“诱惑侦查”作为专业术语,对我国的法学界来说可能还有点陌生。严格考究,它直接引鉴于日本的犯罪侦查学界,而溯源于美国。从五十年代始,日本的法学研究杂志上就已频频出现有关“诱惑侦查”的论文,由于中日文的天然联系,中国最初的研究多转用了该词。但是美国早在三十年就对此展开了充分研究,并形成了为诸多国家得以效仿的学说和判例。我国学者对诱惑侦查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诱惑侦查和侦查圈套是同一概念,泛指国家侦查人员或受雇于国家追诉机关的人员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为实施犯罪提供条件或机会,鼓励、诱使他人实施犯罪,并进而侦破案件,拘捕犯罪人的侦查手段。[1]当前多数学者持此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诱惑侦查与侦查圈套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一方面,诱惑侦查的中心词是“侦查”,而侦查圈套的中心词是“圈套”,二者的语意侧重有不同;另一方面,虽然侦查圈套一般都是以某种诱惑为基础,但是也有些圈套是很难归入诱惑之范畴的。[2]第三种观点认为,诱惑侦查与警察圈套并非同一概念,认为前者涵盖了后者的含义。[3]笔者认为,对于诱惑侦查的完整界定应当是: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需要说明的是,对“侦查”一词,因为存在各国的比较问题,有必要统一概念。按照狭义的理解,“侦查”在刑事诉讼中乃是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探讨诱惑侦查是否合法显然失去了意义,因为根本没有“违法的侦查”一说。但在国外,侦查只是侦查机关的一种职能行为,既包括公开的调查活动,也包括秘密的调查手段(即侦察),既可以是合法的,也可能是违法的。实际上,中国的侦查可归属于传统的侦查模式,没有阶段的划分,都由侦查部门完成,属典型的“一步式侦查”,那么把它作为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理解也是存在合法与否问题的。

(二)、诱惑侦查的基本类型

国外学术界一般将诱惑侦查分为两类:

一是犯意诱发型,即诱惑者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在这种诱惑侦查中,并不存在有犯罪倾向的嫌疑人,侦查人员的行为实质上与教唆无罪的人犯罪没有区别。在美国,此种侦查行为曾被广泛使用,如198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侦查国家机关内的渎职犯罪,以虚设的名为Abdul的有限公司作掩护,由侦查人员假扮成阿拉伯商人,借谋求赌场营业许可、产业投资等为名,向国会议员及政府官吏行贿,致使包括国会议员、联邦政府官员在内地2名政治家涉案逮捕,并被判有罪。

二是机会提供型,即被诱惑者原本就有犯罪倾向,而诱惑者只是为其提供一种有利于其实施犯罪的客观条件和机会。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被诱惑对象是明确的,被诱惑人具有重大犯罪嫌疑或犯罪倾向,侦查人员的诱惑行为只是强化了被诱惑者的犯罪意图,而不是诱使其产生犯罪意图。例如在强奸案件多发地带,有警察扮作潜在被害人,诱使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进而将其捕获就属于典型的诱惑侦查。

(三)诱惑侦查的立法概况

最早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是美国1932年联邦最高法院审SorrellsV.United States一案。此案一、二审法院均作出了有罪判决,然而联邦最高法院却以警察圈套为由,作出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判决。从此,“警察圈套合法辩护”在美国司法中得到运用。

随后,联邦最高法院ShermanV.U.S(1958)united StatesV.Russell(1973)Hampton V.United States(1976)三案中,对警察圈套合法辩护和诱惑侦查的正当性再次寓意确认。1978年,FBI成立了秘密侦查委员会,试图通过加强内部监督来主动地规制诱惑侦查。198115日,美国司法部又制定<了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明确规定了诱惑侦查实施的许可条件、原则、程序等,最终以成文法形式类规制诱惑侦查。

日本最早确认诱惑侦查合法地位的法律是1953年《麻药管理法》。该法第53条规定:“麻药取缔官及麻药取缔员,在进行与麻药犯罪有关的侦查时,经厚生大臣许可,可不受本法规定之限,从他人处受取麻药。”1954年的《鸦片法》第45条以及1958年的《枪炮刀剑所持等管理法》第27条也对鸦片、武器交易犯罪时诱惑侦查的运用,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德国立法对诱惑侦查也有相应的规定。1994年修改颁布的德国形式诉讼法典秘密侦查部分就规定了诱惑侦查。该发第110a项规定:在侦查麻醉药品、武器非法交易以及伪造货币、有价证券领域内犯罪时,允许派遣秘密侦查员侦查犯罪行为,而且这种秘密侦查远可以以“传奇身份”参与“法律关系交往”,并且“为了建立、维护传奇身份,在不可避免的时候允许制作、更改和使用相应的证书”,该法第110bcde项还分别对实施包括诱惑侦查等在内的秘密侦查的条件、程序以及获得的证据之使用规则作出了规定。

英国非常谨慎地讨论过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英国刑法中将它作为共同犯罪的一种形式加以讨论。法官:“认为为了诱捕罪犯,仅仅为实施犯罪提供机会或者诱因是合法的,这犹如加入一个已经安排好的,并将必定实施的犯罪一样。”并且,为了防止有狠查的滥用,皇家警察委员会非警察当局提出了如下明智的建议:“作为一般规则,警察在侦查犯罪时不得加入犯罪,除非该犯罪上午实施在通常的情况下,根据假定第三方是不可能察觉的。而得到警察局长明示的、书面的授权,对于加入犯罪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见,英国对诱惑侦查实施的批准程序是有严格限制的,这从反面论证了英国法律对诱惑侦察手段的认可。

最早对诱惑侦查予以认可的国际性文件是《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二战后,成为世界公害,犯毒活动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在此背景下,19881229日在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会议的第6次全会上通过此公约。该公约第11条规定了“控制下交付“的诱惑侦查手段,即在侦查中一旦发现贩毒者手中拥有大量毒品急于寻找购买对象,侦查人员便可以设计购买,在:毒品“成交“的过程中,查获毒品缉捕贩毒者。如今,这种”控制下交付“的诱惑侦查手段已成为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缉毒对策。

欧洲人权法院在199869日的“卡斯特罗诉葡萄牙“一案,区分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两种诱惑侦查,认为前一种不构成<对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公正审判“权利的侵犯,而后一种则侵犯了这一权利。欧洲人权法院在判决理由中申明:即使是为了打击贩毒犯罪,对秘密侦查远的使用也必须受到限制,并规定一些保障措施,《公约》第6条规定的公正审判的权利不得因为寻求侦查上的便利而被牺牲,公共利益不能为使用基于警察的教唆而获得的犯罪证据提供正当根据。
谋盛律所 (编辑: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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